一部《論語》，處處展現著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品格。《論語》第一篇是《學而》，第一句話，大家很熟悉，“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那么，《論語》的第一個字，如果不算“子曰”的話，那就是“學”字。《論語》的第一個關鍵詞應是“學習”。孔子強調學習，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學習的文明，知識的傳統，最重視的是人文的教育。學習什么？首先是學習知識、文化，肯定“學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然而學習的重點是學做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有尊嚴有格范的人！
中國是學習的文明，這其實是說，我們不是信仰的文明。中華文明當然有信仰與不同的信仰體系，但與印度、西亞、西方文明相比較，我們更強調的是后天的學習，是理性的思考。
我們學習五經四書，這本身就有信念、信仰在其中，但我們的文化主要是學習型的，是人文知識與價值理性。我們看古代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
孔子與孔門弟子是如何學習的？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的學生有三千人，其中成績優異者72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說，真正得到孔子傳授，不但在籍，而且及門—登堂—入室，有77人。（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孔子思想廣博，從游于他的弟子也各據特長。《論語·先進》篇有孔門四科十哲的說法。在攻讀和傳授儒家經典方面也是如此，如子夏攻《詩經》、傳《春秋》，商瞿攻、傳《易經》，曾子的孝行對《孝經》出世的影響等等，都對儒家經典的傳播發生過重要作用。“孔門風范”，歷來為人們所稱道。《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于變化，娓娓動人。其言簡意賅、含蓄雋永，耐人尋味。
《論語·先進》說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里講的是“四科十哲”。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中，文學指文獻典籍。十哲：顏回（子淵）、閔損、冉耕、冉雍；宰予（子我）、端木賜；冉求（子有）、仲由（子路）；言偃、卜商。
這里為什么沒有提到有子、曾子、子張三位重要的弟子呢？這是因為他們當時年輕，未及趕上孔子困厄于陳蔡之際。子游、子夏雖列在這個行列，但從年齡上看，也不可能在周游列國之前進入孔門。
顏淵、冉伯牛、宰予、子路等，先孔子而死，閔子騫不求聞達，不可能創立學派。
孔門早期弟子，年齡一般比孔子小三十歲以內，子貢是例外，小三十一歲。這一批弟子中最有可能創立學派的有仲弓（小孔子二十九歲）、商瞿、漆雕開三人；孔門晚期弟子，一般小孔子四十歲以上，有曾子、有子、子夏、子游、子張等人。除有子外，這四位是孔子四個有名的弟子。“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孟子·滕文公上》）遭到曾子強烈反對，擁立有子的事沒有成功。但《論語》只對有若、曾參稱子，可見有子的影響很大，門生也多。公孫丑說：“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孟子·公孫丑上》）這是指子夏、子游、子張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長處，而冉牛、閔子、顏淵則具有圣人之全體德行的苗頭。
郭齊勇《道不遠人：郭齊勇說儒》，貴陽孔學堂書局2014年版
21世紀初上海博物館公布的購藏之楚竹書，有很多《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的人物，如顏回、仲弓、子路、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的甚至就是以他們的名字題篇。
有人批評《論語》沒有體系，只是師生弟子之間討論與對話。其實，體系是呆板的封閉的，而對話、討論才不會教條化。提問，有問題意識，叩問，叩其兩端而竭焉，這才是開放式的。孔門師生之間，弟子之間相互砥礪前行，在知識與道德教育，乃至在六藝的各方面教學相長，相互借鑒。
學習的內容：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或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
學習的目的：學做人，成為真君子，君子儒，君子人格，言行一致。成圣成賢。
學習的方法：開放式的學習，多聞多見多思考。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留有余地，不貿然下結論。
互動式的學習，師生、弟子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現在教育的弊病就是師生脫離，老師講學生聽，而不是朋友式的，對談切磋式的。
啟發式的學習，“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反三”。
學與思的互動關系：“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
教育是立國之本，國運興衰，系于教育。中國的教育特別發達。思想家與教育家一身而二任，如前古有孔子，中古有朱子。朱子的弟子多于孔子，朱子著作等身，活躍于幾大書院，很敏銳，又論戰，又教學，又深耕經典，可以說精通四部，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強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老百姓都懂“讀書明理”、“腹有詩書氣自華”。
當然，讀書可分兩種，讀有字之書，也讀無字之書。學習，不只是書本的學習，還有在生活中學習。我年輕時下過鄉，當過知青，雖不到兩年，時間不長，但對農村、農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來，我在一家大型化工廠當了八年工人，對工廠、工人有了較深的了解。在農村、工廠，我既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相互促進，頗有收獲。我先上社會大學，恢復高考之后，1978年31歲才上武漢大學。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智慧是在社會大學中養成的。
我們中國人善于學習，善于總結與開拓。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科學技術文明上，在人與人的關系，社會與國家治理方面，在人性自身的協調發展上，心性情才的修養上，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斷反思、反省與提煉、升華，有了自身的獨特的文化特質。
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在器物層面的文明上，過去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其實還有比這四大發明更重要的發明：漆器、青銅器、絲綢、瓷器等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藝，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還有算盤、茶葉等，很多發明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曾經起著改變世界的意義。我國古代領先于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舉兩個例子，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記述的科技知識具有極高價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學發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被李約瑟譽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座標”。而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書中記述的許多生產技術，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開物》先后被譯成日、英、法、德等國文本，被外國學者稱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另外，朱子的“格物窮理”，對朱子身后整個東亞的科學與技術發展，乃至接上西方科技，有著巨大的良性的作用。這些都足以證明，我們是善于學習的文明。
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征辟詮選制度（薦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君相制與監察制等等，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
在觀念、價值到實踐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理學家“民胞吾與”等理念，成圣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如從“自我”到“家、國、天下”過程之樞紐的“修身”的理念的系統性和實踐性，從中國到東亞，成為重要的傳統。“東亞儒學發展出最為深刻的修身理論，東亞儒家哲學基本上是一種作為實踐哲學的修身學說與家庭倫理。”以上制度、觀念、實踐中的精華，為我國世代士子與百姓所受用，亦獲得西方啟蒙時代大家們的青睞與借鑒。
我們善于學習內外各地域各民族文化，并不斷消化吸收，豐富，消化，凝聚，內在化。從大的規模上講，我們曾學習印度南亞傳來的佛教文化，以后佛教中國化了，形成了中國佛教的諸流派，佛教又與儒、道教融合，形成了宋元明清時代的理學，又傳到東亞，成為東亞文化圈的精神文明。明中葉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傳播耶教與西方文化，又開始了四百多年學習西方文化的歷程，現在還在這一過程中。學習西方文化，不忘本來文化，中西文化相互交融。
19世紀80年代后，隨著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科舉制度發生改變。1888年，清政府準設算學科取士，首次將自然科學納入考試內容。1901年9月清廷實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紛紛上奏，重提改革科舉，恢復經濟特科，1904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此時，科舉考試已改八股為策論，但尚未廢除。因科舉為利祿所在，人們趨之若騖，新式學校難以發展，因此清廷詔準袁世凱、張之洞所奏，將育人、取才合于學校一途。1905年9月2日，清政府發布“上諭”，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廢除。1912年蔡元培上任教育總長之初發布命令，通令全國中小學“廢止讀經”。中國人學習的內容發生了大的變革。
我們以張之洞的教育思想與實踐為例來說明。張之洞一生處在中西、新舊文化的簸蕩之中的。近代洋務派創辦了新式學堂，如方言（即外語）學堂、軍事學堂、技術學堂等。京師同文館是最早官辦的新式學校。洋務派除辦學外，還開了公派留學的先河。
郭齊勇《郭齊勇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約150年前，張之洞創立了湖北經心書院，又創辦四川尊經書院，山西令德書院，當時他處在以“通經致用”為中心的早期舊學時代，強調“以根柢之學砥礪諸生”，以“端品行、務實學兩義反復訓勉”。中期的張之洞則由清流派轉化為洋務派，他修正早期的辦學宗旨，在堅持以舊學為“體”的基礎上，開始注意以西學為“用”，增加了傳授西文、西藝等新學，開辦的學校也由新式學堂代替了舊式書院，然后有了實業教育與現代學制影響下的普通教育。體現在經心書院的課程設置上，由初期的經解、史論、詞賦等課目，于1895年遵照張之洞書院改制之意，設置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門，此外另設經史一門，專講四書義理與中國政治。1896年初，張之洞從暫署兩江返回湖廣本任，開始大規模興辦學堂，他興辦的學堂有四類：實業、普通、師范、婦幼。武漢大學的前身自強學堂、方言學堂即在實業學堂的范疇之內。張之洞重視通才教育，曾選擇經心、兩湖、江漢三書院的優等生入湖北文高等學堂學習經學（道德學、文學附）、中外史學（國朝掌故學附）、中外地理（測繪學附）、算學（天文學附）、理化學、法律學、財政學、兵事學。后四門均為西學，延聘東西各國教習講授。學生四年結業后再派往東西洋游歷一年。以后以文普通中學堂畢業生升入，分習三年堂課畢業，即派往東西洋游歷一年。張之洞重視師范教育、婦幼教育、留學教育，在湖北創辦圖書館、湖北官報等文化設施。他還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正式頒行的近代學制——癸卯學制。這一學制頒行全國，為中國近代學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礎。當然這一學制的精神與靈魂是“中體西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這其實是所謂牛體馬用，馬體牛用。我們以什么為體，就有其體之用，以A為體即有A之用，以B為體即有B之用，焉有A體B用，B體A用哉？體察張之洞的用心，他還是希望得到守舊派的理解。
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抨擊洋務派的教育思想，但不自覺地成為洋務派師法西方教育的傳人。他們的進步是，不再偏重專業技術教育與專門人才的培養，而是倡導開發民智、普及教育、培養新民；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文、西藝，更要學習西政。他們還提出在全國建立相互銜接的三級學校教育制度等。這就開始了中國教育的啟蒙和思想解放。
洋務派、維新派之后，我國的教育不斷地發展。以“修身”為內容，以“成圣賢”為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為以科技知識為內容，以“現代公民”為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我們的“學習的文明”還在進一步發展中，不斷進取，與時俱進，不斷借鑒、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