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既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豐厚土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風貌，又廣泛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體現了海納百川的宏大氣魄。正是這種民族性與包容性的統一，使中國文化在保持和延續自己的“根”和“魂”的同時，不斷開創新的局面，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明清之際，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對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他們在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揭開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產生了深遠影響。利瑪竇離世后，在北京阜成門外獲賜墓地，成為長眠于北京的第一位西方傳教士。此后，這塊被稱作“柵欄墓地”的地方，又陸續有鄧玉函、羅雅谷、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傳教士入葬，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遺存和重要見證。改革開放后，“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先后被列為北京市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中國與西方相關國家開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
“柵欄墓地”的歷史價值早就引起廣泛關注，一些介紹墓地變遷和傳教士生平的著作和文章先后發表。墓地所在的北京市委黨校（北京市行政學院），為了保護好這處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積極開展學術研究，先后出版了《歷史遺痕——利瑪竇及明清西方傳教士墓地》《青石存史：“利瑪竇與外國傳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滄桑》等著作。不過，由于相關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涉及多種語言，收集和使用殊為不易，以往那些著作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留下不少缺憾。北京行政學院青年學者陳欣雨歷時五年，撰成《春秋石銘：北京柵欄墓地歷史及現存碑文考》（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彌補了這一缺憾。該書系統梳理了柵欄墓地的滄桑變化，全面考訂了墓碑碑主的生平事跡，堪稱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領域一部資料翔實、考證精審的著作。
其一，匯集中外史料，詳述墓地歷史。自利瑪竇入葬至今，柵欄墓地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隨著時局變化和城市變遷，這塊墓地也經歷了幾次較大變故。作者從中外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發掘出大量相關文字資料和圖片，其中不少檔案資料和實物拓片不為人知。在網羅多元而豐富資料的基礎上，取精用博、參互比證，對柵欄墓地的形成和嬗變過程做了完整細致的梳理和圖文并茂的呈現。透過墓地的變遷，不僅可以看到晚明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曲折歷程，也可以窺見西方教會內部的宗派分野和意見紛爭。
其二，結合碑主生平，解讀碑文真義。柵欄墓地的碑文有不少是用漢文和拉丁文同時呈現，有些還刻有滿文，而三種文字的內容并非完全對等。受條件限制，以前尚無學者對不同文字進行細致的比勘和分析。對現存的68通碑文，該書均結合碑主的生平事跡，對漢文和拉丁文的碑文內容進行了對比研究，復原他們的在華經歷，揭示了清朝官方和西方教會對其貢獻的不同認知。除現存碑文外，對沒有墓碑僅存拓片，或既無墓碑又無拓片僅存文獻記載的傳教士，該書也綜合零散資料對其生平做了勾勒和簡介，填補了西方傳教士研究的一些空白。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該書對2018年北京市委黨校（北京市行政學院）新清理出的一批墓碑做了研究和介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正以往對柵欄墓地現存墓碑數量、文字等的一些誤解。
其三，剖析交流機理，展現文化融突。在對墓地變遷和碑文真義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該書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在機理進行了思考和分析，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是一個雙向過程。一方面，西方傳教士憑借天文、數學、醫學、繪畫、機械制造等方面的學識，得以居留于北京，服務于朝廷，為國人了解西學打開了一扇窗口；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也使中國文明逐漸傳播到了西方世界之中，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媒介。當然兩種文化之間并非沒有沖突，尤其在喪葬祭祀禮俗方面差異頗大。概言之，明清以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融合與沖突、經驗與教訓，值得深思。
石銘存史跡，鑒往而知今。該書對柵欄傳教士墓地滄桑變化的完整復原，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曲折歷程的細致展示，不僅有助于人們回顧那段鮮為人知、日漸模糊的歷史，也有助于今天我們繼續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
（作者：高壽仙，系北京市委黨校〔北京市行政學院〕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