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6月間，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了一個名為“當代語境下的儒耶對談：思想與實踐”的學術會議。與會的大陸和臺港儒學研究學者不少，但對儒學的現狀和前景，卻彌漫著一種缺乏底氣的、悲觀的情緒，以至于有基督教學者公開提出質疑：你們所謂儒學，觀點論域不一，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穩定的觀念和價值系統；現在講對談，我們實不知與誰（？！）來對談。這個質疑，雖嫌尖刻，卻頗切中要害。但據我個人近年來對儒學發展狀況的觀察，覺得對儒學的未來，應持一種適度樂觀的態度。我在大會的閉幕會上就此做了一點回應：主要是提請大家注意近四、五年來大陸儒學發展中所出現的一個重要動向——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并對之加以反思。
的確，現代以來，由于太過長期的“革命”、充斥整個社會的反傳統思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社會生活樣式的歷史連續性發生斷裂，儒學既失其制度性依托，亦逐漸失去了它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在學術層面上，現代的儒學研究乃退居學院化一端，被納入現代西方的學術規范和思想框架。這樣，作為中國文化學術之整合基礎和人倫敦化之超越性本原的傳統儒學，乃轉而成為現代學術分科中之一“科”，成為一種無關乎社會生活的“理論”和析出于歷史連續性之外的“知識”，使之難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重建的一個活的文化生命動力。儒學似乎失去了它在現代社會的立身之所。有學者把儒學在現代中國的存在狀況形象地比喻為博物館之陳列品①，或無體之“游魂”②，這似乎并不為過。
但是，一支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化血脈，不可能被輕易斬斷。近幾年，中國大陸儒學的狀況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其最顯著的表現，就是民間儒學、學術的興起與快速發展。各地種種民間性的儒學和學術組織，如書院、精舍、學堂、學塾、學會、講堂等紛紛恢復或建立；各類民間性學術文化活動，諸如讀經、會講、講學、讀書會、沙龍、法會等，亦日趨活躍，中國的民間儒學和學術經過一段時間的孕育，已漸有復興和蔚成風氣之趨勢。從更深一層來看，這種狀況乃表現了一種民眾文化意識的轉變和覺醒。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是反傳統意義上的“熱”，就連一般具有自由意識的知識精英，也難以擺脫當時政治現實和流行思潮的束縛，而將中國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端和問題簡單地歸咎于儒學和歷史傳統。90年代的儒學熱，其實亦只是少數學院知識分子所關注和討論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紀初以來的儒學和文化熱，卻不僅限于學院學者和學術研究，同時亦根于民間，逐漸深入民眾意識。這兩年大陸出現了一些在大眾中受到普遍認可、具有轟動性效應的“學術明星”。所謂“于丹現象”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每一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明星”，在這個意義上，“明星”乃標志一個時代的價值和精神企向。戰爭年代的明星是“英雄”，“文革”時代的明星是“造反派”。在我們這個窮奢極欲和消費至上的時代，為大眾所廣泛認可的儒學和學術明星的出現，正表現了社會民眾之儒學和傳統文化認同意識的覺醒。
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其意義并不限于一般民眾生活，它也在推動著學院儒學的轉變。民間的儒學和學術，其特點是自由的選擇，自由的講學、自由的思考，總之，體現著一種自由的精神。正因其起于民間，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故更具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學院儒學和學術，亦可以說已經開始逐漸民間化，并已具有了相當的民間性。學院儒學和傳統思想學術的研究，其詮釋的原則已經由一元趨于多元。這為學者的自由選擇提供了條件，使其研究工作可以與自己的志趣，乃至價值的認同逐漸達致合一。知行合一，本是儒學和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根本精神。在這種情勢下，學者已逐漸有可能秉承傳統“為己之學”之宗旨，無所依傍，說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這將使學院的儒學和學術漸具教化之功能，亦具有了切合于一般社會和民眾生活的可能性。考慮到大學招生的歷年擴大，現在約近半數的青年人要從各類高校畢業走向社會，學院儒學的教化作用已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譬喻，這是否意味著，儒學可能有機會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借尸還魂”，而不再做無體之“游魂”了呢？
對中國當前儒學發展的現狀和趨勢，我的評估是：有喜有憂，而喜大于憂。
《禮記·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從歷史來看，儒學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核心的教化理念，既植根于社會人倫和民眾日常生活，又能以其超越性的價值理念對之加以詮釋、點化和提升，二者之間總保持一種有活力的互動張力關系。這是儒學能夠持續地保有其活的文化靈魂和生命原創力的原因所在。因此，重建儒學與社會和民眾生活的內在聯系，乃是儒學未來獲得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近年來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以及民眾傳統文化認同意識的覺醒，已逐步為此建立起一個現實的基礎。此吾人所可以為之“喜”者。
“歷史性”與“當代性”，乃是文化自身之共屬一體的兩個方面。由乎其歷史性，文化乃葆有其民族的個性和其原創性的動力；由乎其當代性的建構，文化乃具有其當下生命的活力和因應現實及其持續展開的普世性價值。就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而言，不同時代各有自己時代的儒學。這本身就顯示了文化之歷史性與其當代性的統一性。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儒學之所以能夠與民眾生活密切關聯而具有普世性的教化作用，這是其根本所在，而不僅僅因儒學的政治制度化使然。學者們已普遍意識到，在現代的儒學研究中，長期存在著一種理論詮釋原則（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化了的理論原則）與歷史傳統相互外在的狀況，這不僅導致了現代儒學研究之“歷史性”的缺失，同時亦使我們未能真正建立起當代形態的儒學系統。由于缺乏獨立的社會生活空間，我國民間儒學和學術長期付諸闕如。近年來，民間儒學和學術迅速興起，面對這種情勢，我們卻突然發現，我們的研究與之相距甚遠，難于切合和因應。在我們為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感到鼓舞的同時，也應看到，時下民間傳統也表現出一種沉淪和墮落的趨向，如民間宗教常常流于荒誕迷信和巫蠱小道，傳統宗族親親關系在很多地方衍生為族長專制勢力等等。中國傳統儒學對包括祭祀、卜筮、神靈崇拜等民間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神道設教”的方式，以“察乎天地”的“君子之文”，對百姓生活之“神”加以澄汰、點化和提升，而賦予其超越性的精神意義③。這一點在當代中國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一般社會民眾生活和民間宗教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和迷信巫化的傾向，需要有合宜的禮儀禮俗形式，以及與之相切合的形上理念系統對之加以教化和提升，方不至趨于腐化和巫蠱化，由之保持其健康的發展。未能建立起與民眾社會生活相切合的、具有當代性意義的教化理念和價值系統，這是目前社會生活趨于沉淪和墮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吾人所當以為“憂”者。
因此，逐步建構起能夠與社會和民眾精神生活相切合的儒學現代形態，應是當前儒學研究的當務之急，且亦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從精神層面而言，當前學院的儒學研究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民間性”，這是其能夠再度獲致其生命原創力的一個前提。但要注意的是，這個“民間性”，是指它擺脫外在的意識形態束縛，而真正表現出價值上的自由選擇，學術上的自由思考、自由講學這種自由的精神，從而真正屬于社會，關乎世道人心而言，并非要從現實上使之成為民間的書院。從現實層面而言，學院的儒學研究與民間的儒學和學術仍是有區別的。在現代分工的條件下，學院儒學在學術力量和資源的掌握上，無疑都處于主導和優勢的地位。因此，學院儒學理應成為儒學和中國文化當代形態理論建構的核心力量，學院儒學應承擔起這份歷史的責任和使命。
學院儒學要能夠承擔起這份責任和使命，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視角。簡單說來，現代儒學研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切合民眾生活和世道人心，乃由于其“歷史性”的缺失；這“歷史性”的缺失，則由于儒學本體的未能重建和挺立。
就應對外來文化和思想的沖擊而言，現代儒學所面臨的處境頗與宋明儒學相似。毫無疑問，宋明儒學受到佛學很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所產生的結果，是儒學作為心性義理之學之形上本體的重建，而非一些學者所謂的“陽儒陰釋”。宋明儒學雖以心性義理之學的建構為要務，然其學說的根本，實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與人倫秩序之安頓，而非專主于空談性命。宋儒秉持“體用一源，顯微無間”④的信念，堅信儒學的外王和教化，不能建基于釋老的性命之理。故其心性義理之學，旨在應對釋老對儒家傳統價值理念的沖擊，以重建圣學教化和外王事業之形上學的基礎。余英時先生大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對此已有充分的說明⑤。自上世紀初葉起，儒學既面臨學術現代轉型的問題，其社會生活的基礎亦逐漸遭致削弱。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標志著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研究初步完成了它的現代轉型。此一轉型，實勢所必然。它對于實現儒學及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與西方哲學、學術思想在現代學術層面上的交流與對話，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從根本上講，這一轉型并未實現建基于儒學和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新的詮釋原則的生成及其文化主體性的現代重構，而是依據西方哲學的概念框架，對之做外在的規劃。就儒學而言，這一轉型實質上已使其性質發生了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陽儒陰西”的嬗變。這與宋明儒學所受佛學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近年來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標志著社會精神生活之歷史記憶和文化主體意識的逐漸復蘇，同時，也愈益凸顯出這種“陽儒陰西”型儒學對社會和民眾精神生活的不相干性。
從歷史上看，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巨擘——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乃皆經數百年之文化積累孕育而成者。現代形態的儒學建構，亦需要長時期的人文積累和孕育。而長期以采理論詮釋原則與歷史傳統的相互外在，造成了我們的儒學研究在思想學術上人文積累的缺失和思想原創力的不足。近年來，與民間儒學和學術的漸趨活躍相呼應，學院儒學也在悄然發生著一種學術上的轉向。儒學學者民族和文化關懷的意識增強，儒學哲理系統所蘊涵的教化或宗教性義涵受到關注。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青年儒學學者在學術上逐漸成熟，這一代學人的學術成長經歷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國力漸強和文化主體意識覺醒的過程，因而具有對歷史傳統強烈的認同感，思想上較少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其學術訓練系統，外語功底扎實，對中西學術能夠融會貫通。他們的研究較之前一代學者，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問題意識、歷史眼光和創造精神。他們的加入，已逐漸使儒學的研究由單向度的西方哲學和思想學術標準，轉向對儒學自身學術思想獨特性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的揭示。這對于儒學現代形態的重建所需的人文積累和孕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據我的觀察，近年來青年學者的儒學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詮釋視角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從注重概念范疇的分類辨析，轉向由問題的考察切入儒學的歷史傳統。此點看似簡單，但關系重大。概念范疇的分類辨析，是注重在外部對儒學做抽離于其歷史和精神傳統的理論分析，而問題的考察則著眼于揭示問題在原有歷史序列中的意義，其方式表現為回歸儒學大傳統之整體性的意義重構。我們手頭這部田智忠博士所著《朱子論“曾點氣象”研究》，就是在這個方面有突出表現的一部儒學研究著作。
一個時代的思想建構，首先表現為一些核心話題的孕育和凝練。“曾點氣象”之形成為宋代儒學的流行話語之一，亦有著某種歷史和思想的必然性。宋明儒有關“曾點氣象”的討論和思想的歷史性展開，其中各種復雜觀點的交錯與交鋒，徘徊于所謂“敬畏與灑落”之兩極互通的張力關系中。這表現出宋儒凸顯道德心性和超越境界而又拒斥佛老，以達儒學心性本體和形上學重建的精神追求。朱子的“曾點氣象”論，既有對曾點得見天理流行之悠然“胸次”的褒揚，亦有對片面強調和樂而易流于釋老蹈空蹈虛之弊的警覺與排拒，在其一身之中，已表現出上述思想的復雜性，而這同時也折射出有宋一代儒學應對釋老，實現其“當代性”重建的時代課題。因此，“曾點氣象”論，看似一小問題，但卻具有貫穿、透視并切中整個時代精神，并由此上接儒學大傳統的重要意義。本書通過對朱子“曾點氣象”論的形成發展過程的細致考察，揭示了“曾點氣象”成為理學流行話語的思想與歷史必然性。作者將“曾點氣象”的研究范圍從《論語集注》擴展到朱子全部文本做全面系統的分疏，由《論語集注》稿本的發展及相關書信的考辨，對朱子的“曾點氣象”論做歷史性的分析；并由此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有無、虛實、本體、功夫、境界等重要哲學范疇，將之聚焦于一點加以透視，重新賦予了哲學概念的研究以歷史的連續和文化生命的意義。這種研究視角的轉變和突出的問題意識，是該書的一個重要的特點。
在該書中，作者給自己的研究提出的一個目標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能夠從認識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朱子出發，來思考朱子本人所關注、所思考的問題，進而引出朱子所思及其所提出的答案、對策對于現代儒學重建所能帶來的啟示。作者指出，對朱子的研究首先涉及到對朱子的定位問題。作者認同余英時先生的觀點，認為應該把朱子看作一位具有堅定儒學信仰，以重建社會道德秩序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而非純粹以構建知識化的理論體系為歸宿的思辨哲學家。作者強調，單純從概念范疇分類辨析的角度來研究朱子，就很容易導致對其理解的片面化，乃至于使我們的朱子思想研究有脫離儒學發展大傳統的危險。當然，作者這樣說，并不是完全排斥對傳統的哲學化解讀，而是意在強調我們應該透過古人對道德心性諸概念的辨析，契會其所思考的問題之內在的歷史文化內涵，進而把握其思想的活的生命精神，強調我們對朱子的理解，應該有一個從知識化到生活化的轉變。因此，研究的重心應在問題而非范疇，或者說，應由問題而透視范疇，而不是相反。在這里，所謂問題不是細節末節的問題，而是圍繞儒學主題而展開的“關鍵”問題、整體性問題，是朱子本人終身都在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緊緊關聯著朱子的現實生活，也是大多數對儒學抱有堅定信仰的儒者都在思考的問題。由此，我們的研究才能切中儒學的根本，切中儒學在數千年的發展中日新而又恒久的精神。應該說，該書在方法論的自覺上，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基于此，該書在對朱子著述的文本詮釋上，亦頗能避免外在解釋、隔靴搔癢之病，而較能給予同情的了解。其在文獻的考辨、資料的梳理和有關朱子道德心性、境界、工夫、教化等理論的詮釋上，都能提出新解，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民族的復興有其因緣時會，現代中國在經濟發展和國力上的逐漸強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基礎和契機。但民族復興的內在靈魂乃是文化的復興。目前，民間儒學和學術的興起，民眾傳統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既逐漸為儒學和中國文化凝聚著其還“魂”之“體”，亦在呼喚著一個儒學和中國文化現代形態的孕育成型。從歷史上看，一個時代文化和學術新形態的創造，需經長時期的積累、凝聚和孕育乃能竟其功。近年學院儒學和學術的民間化轉向，和由新一代學人所代表的新的詮釋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變化，已使學院的儒學和學術研究逐漸找到了它契會傳統的歷史切合點。這亦使現代形態儒學和學術建構所需之人文積累和孕育，成為可能并加速其進行。學院儒學的學術理論創造和民眾生活之文化認同意識的復蘇與孕育，二者合力并功，相持而長，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似已可期之于不太遙遠的將來。這是我對儒學和中國文化的未來秉持著一種樂觀態度的依據所在。
【注釋】
①這是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對儒學在現代中國狀況的一個基本的判斷：儒學已成“博物館”中的存在，正因為它已退出了歷史，不足以影響現實生活，因而才得以被“收藏”。參見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第三卷第二部分和“結束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②“游魂”說是余英時先生關于現代儒學的困境的一個形象說法。參見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載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53～58頁。
③《易·觀·彖傳》：“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荀子·天論》：“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神道設教”，是對民間宗教信仰的因任；但因任非放任，故須導之以“君子之文”，以使其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價值。這是儒家對社會民眾生活行其教化的一種重要方式。
④《周易程氏傳序》，載《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89頁。
⑤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篇第八章第一、二節，三聯書店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