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研究領域，我主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南宋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學派”諸家，二是明代王陽明哲學。至南宋乾、淳之際，北宋以來的理學運動已然結出碩果，其大宗確乎非朱熹莫屬。朱熹的學術生涯，竊以為重要的事件有二：一是與呂祖謙共編《近思錄》，二是撰定《四書集注》。前者雖似不過輯周、張、二程四子語錄而予以匯編，實則完成了理學統緒的梳理及其學問之整體規模的建設，并由此而確立了理學的基本問題意識。就體例而言，《近思錄》與《論語》由“學而”而至于“堯曰”的進路完全一致，是在明道體前提之下的“下學而上達”。既至于“圣賢”，則與道體同一，故理學的整體規模，即是由日常生活之踐履而上達于圣人境界，是為“圣學”。《四書集注》的撰定，可謂傾朱熹畢生之心力，通常認為朱熹是北宋以來理學的集大成者，在很大程度上正就其確立“四書”這一理學的經典文本系統從而為此后這一形態的思想發展奠定文本基礎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