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紀念王陽明誕辰550周年暨“從朱熹到王陽明”學術研討會18日上午在線上騰訊會議順利召開。在會議開幕式后，18日上午舉行了兩場主題發言。兩場主題發言的主持人分別是貴州大學龔曉康教授、南昌大學楊柱才教授，共有楊國榮、郭齊勇、張學智、蔡方鹿、董平、錢明、李景林、何俊等八位學者進行了這一階段的主題發言。
圖|龔曉康教授
圖|楊柱才教授
楊國榮教授以“中國哲學中的王陽明心學”為題進行發言，楊教授認為，王陽明是一位具有創造性的哲學家。他指出，心學是哲學的特殊形態，但獨特的形態之中蘊含普遍的哲學意義。研究心學，既要把握其特殊形態，也需要揭示這種特殊形態蘊含的普遍哲學內涵。他從心物關系、心理關系、心與事、良知與致良知、本體與工夫、知行統一、萬物一體等七個方面對陽明心學進行了要旨闡發。并且他點明，在王陽明那里，成己與成圣具有內涵上的一致性。
圖|楊國榮教授
郭齊勇教授以“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思考”為題進行發言，郭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在數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傳統、價值理念、思考與行為方式、倫理生活秩序，這就是中華民族獨有的哲學思考。郭先生組織編寫學術版多卷本《中國哲學通史》寫作所貫穿的一個主體意識是：依據中國哲學發生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社會歷史狀況，在豐富的文獻材料的基礎上，以深入的理解與嚴謹的分析來揭示與彰明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精神、方法、范疇、特點、風格以及內在的運行邏輯，同時，以開放的思想心態自覺地吸收西方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作為詮釋和建構中國哲學史的新的方法與資源，借鑒與融會海內外學者新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既立足于國際學術界的整體脈絡又不失我們研究的內在性和主體性，以扎實的學術功夫切實提升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質量與水平。
圖|郭齊勇教授
張學智教授以“宋明理學的‘中間關懷’”為題，著重探討了心學的宗教性問題。張教授通過對陸九淵、王陽明，劉宗周思想中所體現的“宗教性”的綜括探討，對宋明理學總體在這一課題中的邏輯結構也有所涉及。目的在沿著現代新儒家的路徑，從人文宗教視角對宋明理學心學一脈進行新的闡發，挖掘中國哲學的不同面向，彰顯中國哲學即凡而圣、即即內在即超越、即學問即宗教的特質。同時，他認為王陽明學說與陸九淵有同有異。同在皆為心學，皆張揚心中本有的道德意識。異在王陽明比陸九淵有更多的對客觀知識的追求。陸九淵以確定士人的精神追求方向為要務，以遠追孟子，無待而興為特點。
圖|張學智教授
蔡方鹿教授的發言題目是“中國心性哲學論綱”。他認為，心性之學是整個中國哲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特點。中國哲學心性論博大精深，涵蓋了儒佛道三教。各家各派的心性論具有鮮明的學派性：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學以倫理道德為核心；佛教發展了儒學心性論，把心性論上升為本體論；道家以自然為宗，倡自然人性論，反對儒家的心性論；理學心性論以儒家心性倫理為本位，吸取道家的自然人性論和佛教的心性本體論，集心性倫理與心性哲理于一體。另一方面，各家各派心性論在體現中國哲學心性論的總體特征上，具有共同性。概而言之，中國哲學心性論具有注重道德理性，突出主體思維，重視哲學思辨，強調內省修養，培養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合本體論、倫理學、認識論、人性論和修養論為一體的思辨性的道德哲學體系。這既是心性論的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不同于西方哲學的中國哲學的特征。
圖|蔡方鹿教授
董平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如何看待王學對朱學的突破”，他回顧了道統說的提出脈絡，并把北宋的理學的關注點進行了闡發。他認為朱熹理學有兩大貢獻，其一是理學經典文本體系的重新建構；其二是如何成為圣人之道路的描摹。同時，董老師指出，“格物致知”有成為單純的知識的解釋傾向，王陽明的貢獻在于他突破了僵化的知識體系，回歸到儒家思想的本原精義，進而重構知識論。同時，朱熹與王陽明在成為圣賢的目標上，兩人一致的。陽明通過致良知將此“性”通達，心學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心學講究的是真理之學而非具體的知識體系。
圖|董平教授
錢明教授以“陽明學在現代中國的多樣展現”為題，以民國時期浙江籍的“主和派”汪精衛、褚民誼譯述和纂輯的《陽明與禪》為例，分析了這本書的成書結構、譯述始末、纂輯背景及主要內容，來對汪、褚等人與王陽明的關系，以及利用王陽明來得到某種政治目的現象進行深入分析。他認為，陽明學既可以為激進立場者所利用，也可以為保守立場者所利用；既可以成為進步思潮的原動力，又可以成為守舊思潮的助推劑；既能為左翼勢力提供源泉，又能為右翼勢力提供資源；既能成為保家衛國、抵御外辱的思想利器，又能成為侵略他國、麻醉人心的思想蜂蜜。而這種情況不僅在明代末年出現過，在近現代中、日兩國的歷史舞臺上更是有充分表現。這也是陽明學之所以能在中日兩國近現代史上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作用、產生不同影響的重要因素，這也體現了現代中國陽明學之展開的多元性和多樣性。
圖|錢明教授
李景林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先天結構性緣境呈現——孟子性情論的思想特色”。李教授認為，孟子的性善論代表儒家對人性的理解，也構成了儒家道德教化學說的形而上學的根據。孟子的人性論，以性即心而顯諸情，在情志的活動中動態地展顯人性的內涵。其言“性”的方式，不是把它推出去作為一個現成的對象來分析，而是從生成的歷程來動態地展顯其整體性的內涵。這是一種內容的而非形式的講法。孟子即“心”以言“性”，實以人心本具“能、知”一體的先天性邏輯結構，而將不忍、惻隱、慈遜、親親等種種具有道德指向的情感內容，理解為此“能、知”共屬一體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體境域中的各種當場性和緣構性的情態表現。《易》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即“在在”。連續性的在在，亦即生生，“我”生生而在在，道體性體，恒即此生存之歷程而親臨在場。這種“有我”或“有體”的人性論，構成了儒家道德及其教化學說的形上學根據。
何俊教授的主題發言的題目是“陸象山的易學”。何教授指出，象山接觸《易》學是比較早的，他在十三歲時因其兄復齋反復誦讀程頤《伊川易傳》，從而引發他對伊川易學的質疑與批評。陸象山易學的要義在于“明理”，關鍵在于人的實踐和對內心的把握，他主張，歸理于心；象山的易學義理與象數并重，而心學精神則一以貫之。象山依據《河圖》與《洛書》來說明易學象數，而預設的前提是以人為中心。事實上，象山對世界的觀察，始終是系于人的。最重要的表征則在象山關于“九卦之序”的論說。他總結，象山易學的全部精神就在強調人于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性展開，現實生活充滿著不確定性，始終處于變化之中，而處于不確定性中的人應該始終固其本心，發而為實學。這便是象山《易》學之根本。因此，對于象山而言，《易》無論是義理，還是象數，都是簡單的，義理就是呈現于人的實踐活動，即事中的道理，象數則是義理的某種符號性表達，全部的歸宿在人的活動，而人的活動又歸之于人心。
圖|何俊教授
繼7月18日上午八位學者的主題發言后，大會于7月19日下午閉幕式之前，舉行了第二階段的主題發言。這一階段的主題發言共分為兩場，第一場主題發言的主持人是浙江大學董平教授，進行主題發言的有景海峰、龔雋、劉澤亮、唐文明四位專家學者；第二場主題發言的主持人是中華孔子學會副秘書長孔德立教授，進行主題發言的有汪建初、丁為祥、王興國、陳立勝、魏義霞五位專家學者。
圖|董平教授
圖|孔德立教授
景海峰教授以“經典的膨脹與歧出”為題進行了發言，景教授認為儒家思想有其經典依據，歷代儒者都試圖對經典進行把握與理解，在此過程中也造成了經典的膨脹與歧出。他指出，歷代圍繞經典形成了汗牛充棟的解釋性文本，這些解釋性文本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接下來，景教授分別從仿圣擬經、增量擴經這兩個方面做了進一步論述。就擬經而言，景教授以揚雄、王通為例進行了闡發，他指出，依揚雄之言，“經”不是凝固的文本，實為“應時而造”。這種擬經現象歷來爭議頗大，整體上負面評價居多，但明代學者較之宋代學者在態度上則顯得更為寬容。就擴經而言，景教授從“傳”能否升為“經”的角度展開敘述，指出擴經之念頭歷代不絕如縷，其中清儒尤甚，并舉段玉裁將十三經“廣之為二十一經”與龔自珍以史部、子部文獻對“經”作輔翼補充等例進行了理論佐證。此外，景教授認為除擬經、擴經，歷史上還存在著以緯補經的現象。
圖|景海峰教授
龔雋教授以“從經史之學到道學：再論北宋思想史上的辟佛說”為題進行了發言。龔教授一方面從思想義理的內部進行剖析，另一方面運用思想史的方法，將宋明理學與佛教的關系放在思想史的情境中進行分析。他認為關于理學與佛教的關系，有些問題目前尚未完全講清楚，宋代儒者辟異端之舉主要表現為辟佛，而這不僅僅與思想文化相關，還與政治話語權力相關。接下來，龔教授從歐陽修之修史辟佛、王安石的經學護法與經子合觀、“以其跡而考之”的理學辟佛論這三個方面展開了具體闡述，并認為北宋道學辟佛的哲學論述幾乎是不太能成立的，但卻是一種容易產生效應的論述，使得宋代以后的儒門學人不敢輕易言佛。
圖|龔雋教授
劉澤亮教授以“陶奭齡雜禪、援禪、壞旨考辯”為題進行了發言。劉教授指出陶奭齡是與劉宗周同時代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但目前學界關于陶奭齡的正面研究卻幾乎處于空白狀態，因此進一步深入研究陶奭齡的思想顯得非常必要。劉教授主要從陶奭齡是否雜于禪、為什么雜于禪、雜于禪后是否大壞姚江之旨、陶奭齡與劉宗周思想的差異四個方面進行了理論分析。他認為陶奭齡確乎雜于禪，但雜禪僅限于其講學層面，在學術層面陶奭齡實則為援禪而非雜禪，援禪之目的在于正儒、弘儒與回護陽明學。陶奭齡乃王學正統，并未壞姚江之旨，其援禪之舉延續了王陽明借佛詮儒的傳統。就陶奭齡與劉宗周思想的差異這一問題，劉教授指出劉宗周代表著王學中的程朱路向，陶奭齡則是王學中的王學路向之極端化的代表。
圖|劉澤亮教授
唐文明教授以“再論天地之心--答吳飛、陳壁生兩君”為題進行了發言。唐教授強調了朱子的天地之心在理學中的意義，他認為朱子在《仁說》中將“仁”落實為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又具體表現為“生物”，天地之心可貫穿到人、物之生中。唐教授指出，他對天地之心的論述是從宇宙論與教化論兩個方面展開的，從宇宙論的層面而言，圣人之心來源于天地之心；就教化論的層面而言，經典教化的來源也是天地之心。隨后，唐教授表明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了吳飛與陳壁生二位學者的商榷，他在陳述二位商榷者主要觀點的基礎上，從六個方面進行了回應。
圖|唐文明教授
汪建初教授以“吾性自足的多維認知”為題進行了發言。他認為王陽明通過將佛家心法與道家功法相結合實現了龍場悟道，但此時陽明對“吾性”的定義可能尚不夠清晰，隨著思想的日益成熟才認識到此性即良知，且早年已不出此意。接下來，汪教授從人的生物本性、社會本性、意識本性三個方面進行了闡發。針對人的生物本性，汪教授認為進化論過度考慮外因而忽略了內因，這一內因便是生物自身中的愛的力量，而良知即是愛。針對人的社會本性，他表明團結、友愛、互助是人類的本能，而私有制的出現又破壞了這一本能，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真正占有并完成自己的人性。針對人的意識本性，汪教授指出這一本性構成了人與動物的區別，意識本性便是人的覺性、覺知與感知主體，也即是陽明之“心”，人應當努力擺脫感知、認知層面，進入覺知狀態。
圖|汪建初教授
丁為祥教授以“陽明心學的現代價值及其意義”為題進行了發言。丁教授分別從三個基本原則、四大精神、統一指向這三個層面進行了匯報。他認為陽明心學是從反省的方式入手進入到精神的慎獨狀態，這種經反省入慎獨的狀態體現了王陽明的三大原則：主體與本體的統一原則、圣凡同一原則與人人平等原則。此三大基本原則又表現出了四大精神：平等精神、契約精神、工匠精神與科學鉆研精神。最后，丁教授認為陽明心學的統一指向便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在《拔本塞源論》中以人禽之辨的角度展開，在《大學問》中則側重倫理角度的闡發。
圖|丁為祥教授
王興國教授以“儒佛合一的新知行觀--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新探”為題進行了發言。王教授認為，佛教的“知”可區分和概括為別知和智知，前者是佛教所要破除之知，后者則是佛教所要實現與完成之目標，這一過程可用“轉識成智”進行概括。接著王教授對王陽明和佛教的兩種知行觀進行了比較，他指出二者雖處不同立場，卻在思維上非常相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可分為情識的知行合一與良知本體的知行合一，前者是陽明所意欲摒棄的，后者則是陽明所意圖確立的知行觀，這實際上與佛教“轉識成智”的目標非常相似。王教授還表示陽明的學說實則是孟、禪二家的會通與融合，如果說慧能是禪宗中的孟子，那么陽明則是儒學中的慧能。
圖|王興國教授
陳立勝教授以“如何與天地萬物成‘一家之親’--王陽明親民說發微”為題進行了發言。陳教授基于陽明弟子黃綰與薛侃二人的記載進行了理論考量，勾勒出陽明的親民說存在著前后變化的思想樣貌。他從四個方面展開了細致的討論，首先闡釋了陽明明德親民之學的前后變化，認為明德親民之學前后產生了從早期“由己而人物”的單向論證向“由己而人物”與“由人物而己”的雙向論證轉變等四點變化；其次，陳教授就黃綰等對陽明親民說“泛親化”的質疑進行了理論辯護，認為陽明親民說的“泛親化”應從政治哲學角度進行理解，屬“王道”制度的安排，而非“毀親”、“棄親”；再者，關于親民說的歷史效應方面，陳教授從泰州學派的王道政治實驗、近代維新革命以及天賦人權等角度進行了詮釋；最后，他認為陽明的親民說具有重大的當代意義，對于社會團結、市場經濟、萬物一體的家庭化以及王道政治與文明國家的重新塑造具有重要意義。
圖|陳立勝教授
魏義霞教授以“王陽明的‘致良知’及其意義、啟示”為題進行了發言。魏教授認為陽明學是宋明理學中的心學之集大成者，宋明理學家對道德形而上學的建構沿著向外與向內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王陽明的思想則屬于后者，其思想的集中體現便是“致良知”。隨后，魏教授認為王陽明通過將格物、致知的前后順序進行顛倒，實現了對格物致知的新解，致知即是致吾心之良知，格物即是“正事”，使得致知、格物在王陽明這里都成為了倫理范疇。并且，魏教授還表明王陽明從《孟子》《大學》中進行理論創新，創構了其良知學，而陽明本人的思想是歷久彌新的，陽明學的研究一直在路上，魏教授對于陽明學研究的未來前景予以了極大的肯定。
圖|魏義霞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