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新時代賦予哲學界的神圣使命。2021年,我國哲學界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現實關切引導理論研究與創新,在各主要學科領域均取得新進展。
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哲學探索經驗及其成果
2021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哲學界以此為契機,系統總結了黨百年哲學探索的基本經驗及其重大成果。學界一致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質與關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鮮明特點在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在恪守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同時,使其中國特色更加鮮明、中國主題更加突出,更適合于解決中國問題。
首先,中國共產黨百年哲學探索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始終堅持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何中華認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個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的歷史進程,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汪信硯提出,在新征程上,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堅定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徑。
其次,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哲學智慧。王慶豐提出,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觀的思維方式轉換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發展為實踐智慧的辯證思維,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化為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趙劍英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的豐富哲學智慧主要包括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自我革命,使黨永葆生機活力;重視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構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正確處理人民群眾決定作用與歷史人物特殊作用之間的關系;堅持和運用唯物辯證法觀察問題、解決問題。
再次,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內在動力和實踐理路等相關研究。吳曉明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在于,除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或原理能夠深入于社會—歷史的現實,并在這種深入中得到全面的具體化,否則它就立即喪失其生命線而不再是馬克思主義了。而這樣一種經由社會—歷史之現實而來的具體化,對于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來說,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劉同舫提出,馬克思主義自我批判的特質既是馬克思主義生命力的來源,也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理論動力;中國現實問題的轉換及其解決的客觀要求是百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實踐動力。陳加飛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生成的辯證法智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為政黨主導與人民主體相結合、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良性互動、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方法論自覺。
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的偉大實踐創造,展現了人類文明新形態。辛鳴提出,需要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文明自信。中國式現代化好就好在現代化與中華文明同頻共振、同向共進,讓現代化深深根植于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沃土,讓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新時代光輝。顏曉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指明了正確方向。
現代化無疑是近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時代課題。楊學功認為,從“現代化在中國”到“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思中國現代化道路。經過一百多年為現代化而持續探索和奮斗的過程,中國已經走過了“西天取經”的階段,開啟了獨立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階段。這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韓震提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越是在知識生產上處于領先地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越是走在世界歷史的前列。中國應該抓住新形態知識轉換的歷史時機迎頭趕上,力爭再次成為世界創新國家。歐陽康認為,通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華文明以全新形態進入當代人類文明體系,展示出其特有的價值和意義。
深度揭示百年大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邏輯和世界意義,是時代的使命。任平、吳建廠提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即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它不僅在新的規律性趨勢上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也超越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經典現代化道路,而且以中國方案開辟了人類文明新路向。唐愛軍提出,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需要上升到唯物史觀高度。它遵循了整體性文明邏輯,構建和蘊含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馮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同一個歷史過程、歷史發展變化的不同描述維度,它們有著共同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2021年,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中國哲學”研究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展現新時代中國哲學史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資源,在文明交融互鑒視域中展現了中國文化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張志強提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之上,我們需要立足當代實踐,以體用一如、綜合融通、古今貫通、守正創新的態度,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發出凝聚中華文明價值和中華民族力量,回應人類共同命運的中國特色哲學體系。羅傳芳提出,中國現代化建設只有與傳統中已經萌發的具有現代文化意蘊的思想精神結合,才能讓現代文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這是后發現代化國家積極融入世界的一種自覺意識和能動性選擇。
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思考促使人們聚焦知識體系構建中的中國當代哲學,思考哲學究竟是怎樣一門學科。俞宣孟提出,摒棄傳統“學案”,轉向“哲學史”,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要求,更蘊含著學術觀念的更新。在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疑中,呈現出了探尋哲學原初起點的課題。這種探尋不僅有助于論證中國哲學之為哲學,也有助于哲學本身通過觀念的更新在我們的時代得到新的發展。李河認為,對“哲學”概念可以從單數形式語詞和復數形式語詞兩個角度來加以解讀。其中,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金岳霖問題”刻畫了后發國家學界普遍面臨的“兩難處境”。它在哲學領域就體現為“‘中國哲學’VS‘哲學在中國’”之爭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國有哲學嗎”這類質疑。人們無論選擇哪一方答案,都會面臨一種吊詭的處境:贊成它的理由與反對它的理由同樣有力。這種處境造成部分學者或偏執一端、或無所適從的學術心理。
哲學研究要深入理解和闡釋中華文明,首先要有大歷史觀,注重從“理”字下功夫,深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理層面研究,用心揣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介入新時代社會生活的可行路徑。譬如,儒墨兩大學派之間的學理關系,以及如何將二者融會貫通,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2021年,中國學者從仁愛與兼愛異同論出發分析儒墨的相通與互補,從“儒墨不相用”到“儒墨必相用”,肯定墨子是孔孟之間的重要環節,強調儒墨會通對于中西會通的借鑒價值。
寫好當代中國哲學史
中國哲學學科體系的現代化內嵌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之中。中國哲學研究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重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陳衛平提出,寫好中國當代哲學史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基礎。當代中國哲學家的共同理論品格是:在理論立場上,堅守馬克思主義與以創造性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相統一;在理論資源上,馬、中、西相會通;在理論構造上,哲學與哲學史相交融。陳來提出,“中國哲學史”本質上是東亞文明和東亞國家在教育和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學科。哲學這個概念不應該被認定為西方傳統的特殊意義上的東西,而應該是世界多元文化中一個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柴文華認為,中國哲學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的史,亦即中國哲學史的學科發展史。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創立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亦具有現實合理性。當下學界出現了一些消解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聲音,似乎以胡適、馮友蘭、張岱年等為代表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所創立的中國哲學史學科毫無意義。對于這種觀點不能完全認同。
讓哲學講漢語
如上所述,中國學界曾出現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爭論。這場爭論既代表了人們對哲學的不同定義,又表達了中國人渴望讓哲學講漢語的心聲。程樂松提出,就以中國生活經驗為內容的哲學活動而言,哲學的普遍性、中國思想的特殊性、漢語表達的獨特性共同構成了一種持久的理論張力。從文化主體性出發,要避免將哲學的普遍性錯置為西方性,也不能將規范性理解為具體的審查規則。趙敦華提出,20世紀伊始,哲學在中國開啟了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的歷程。這個轉型包括三個趨勢,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國傳統哲學現代化、西方哲學處境化。
當“以西釋中”和“以中釋中”兩種常見策略都已不足以改變中國哲學研究面臨的困境時,中國學者們已經觸摸到“漢語世界”的一些本原性哲學問題。譬如,孫向晨認為,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漢語哲學”這個概念,“漢語哲學”在發展中正形成自己的范式與概念,這些哲學問題的提出與表達直接涉及漢語世界的精神結構、漢語概念的構成以及漢語本身的特質與規律。
中國學者提出的“漢語哲學”,意在避免國別性,而強調哲學的普遍關切。對于共同的普遍關切,不同的語言世界會有不同的思想資源加以回應。那么“漢語哲學”的特質如何得以呈現?與西方哲學的思考有哪些不同?在本體論框架下有哪些差異?這些問題都值得在哲學層面上加以探究。
為此,我們對漢語哲學充滿期待,漢語哲學應該激發人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去解答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漢語哲學應該提供源自我們的時代并超越我們的時代、充滿真善美的公共思想產品;讓哲學講漢語應該是幾代中國哲人為之奮斗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已然照進現實。
文化自信與經學研究熱
經學是當前中國哲學研究的熱點。由文化自信開啟的文明自覺,迫切需要一種立足中國道路實踐的知識體系,而回歸中國傳統“經學”則似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突破口。趙汀陽認為,經學具有無窮復制性和自身強化能力,一旦解釋學或經學被作為普遍方法而壟斷了知識生產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轉為內向性,文化就失去生長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閉癥。正是經學傳統和心學傳統對學術的輪流統治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喪失了對本源性問題的關注,進而導致理論性的退化。面對經學能否承擔起建構當代中國哲學形態之任務這一問題,吳飛提出,哲學確實應該討論本源問題,但本源問題并非就是邏輯—語言的本源問題,而應該是生活經驗的本源問題。在王中江等人看來,經學為哲學提供了根基與土壤,而哲學則標示經學研究的高度與深度。脫離了經學的中國哲學只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離開了哲學的經典研究也將喪失理論和方法的武器。
對于當下的經學研究熱,也存著一些不同的看法。楊國榮認為,從現實層面看,今天的思想使命不是簡單地復興、回歸經學,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傳統經學,并將其引向更廣意義上的經典之學。楊慶存等人也認為,21世紀的“新經學”研究應立足于從傳統文化中深入發掘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思想資源,在完善和重構經學框架、話語體系、理論體系和傳播體系諸方面下功夫。
闡釋學研究熱度不減
中國闡釋學的建構,首先必須在解決諸多具有基礎性意義的元問題上有新的見解和進步。
張江主張,闡釋是有對象的。對象是確定的。背離確定對象,闡釋的合法性即被消解。堅持闡釋對象的確定性,堅持闡釋學意義上的整體性追求,對闡釋動機的盲目展開以有效的理性約束,是實現正當及合理闡釋的根本之道。堅持從現象本身出發,堅持闡釋的整體性觀點,堅持闡釋的多重多向循環,是合理規范闡釋強制性的有效方式。李春青認為,闡釋對象的確定性主張沒有問題,但不能把這種確定性理解為意義的唯一性,它還包括文字背后隱含的豐富意蘊。朱立元對強調闡釋對象的確定性表示贊同,但他認為還應當增補“同情”(同情、理解他人)作為自我的另一種本性、本能和公共闡釋的基本心理基礎。
洪漢鼎提出,闡釋是當代哲學詮釋學最核心的概念,其本質為文本與闡釋者之間發生的共時性而非同時性的意義生發和效果歷史事件。陶東風認為,闡釋是一種基于語言公共符碼的公共交往行為。“強制闡釋”的核心是強制,它是通過權力強行推行的一種牽強闡釋。劉成紀認為,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和理解奠基于《周易》的象思維。中國傳統闡釋學之所以生生不已,充滿活力,原因就在于以象思維建構的文本具有意義的開放性。
心靈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首先,關于傳統心靈哲學問題,如自我或人格同一性問題和他心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化。費多益認為,放棄傳統的時刻同一性確認思路,重新表述對持存問題的設問,進而嘗試從語言角度探討理解同一性的途徑,有望走出個人同一性問題的困局。宮睿提出,雖然敘事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人格同一性理論,打破了意識觀點與生物觀點僵持的局面,頗令人矚目,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難以回避的困難。敘事主義并不有利于人格同一性的構成。高新民等人主張,西方的人格同一性研究盡管很發達,但還是能看到其中存在著成果數量多而發展質量相對不高的危機。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充分吸收多個學科的成果,在本領域發出有中國氣派聲音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崔中良和王慧莉認為,近年來研究他心問題的具身模擬論有很多無法克服的困難和困境。沈學君等人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為解答傳統的他心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機。陳巍提出,作為表達統一體的心靈為感知他心提供了直接的通道。
其次,心靈哲學前沿問題尤其是意識與無意識問題研究持續推進。倪梁康提出,如果意識現象學不滿足于“有意識的心靈”或“現象學的心靈”的研究,想探討包括無意識的機能或權能在內的全部心靈生活領域,那么它就必須與機能心理學合作,在此基礎上形成關于全部心靈生活的現象學。趙澤林提出,意識并不是某種局部物理機制所呈現的現象,而是一種腦、身、環境等各種要素系統作用的產物。不同意識狀態“內部”各層、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及其哲學闡釋正在成為意識研究的關鍵問題。居飛認為,精神分析雖借助無意識概念質疑了古典哲學的某些觀念,卻更多繼承并發展了笛卡爾以來的主體論,因此也碰到了前者內在的某些困難。
科學技術哲學面向現實與時代挑戰
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建設發展態勢良好。當前,科技發展越發呼喚哲學的登場,而科學技術哲學也在不斷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段偉文認為,科技哲學應該為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神經科技等科技發展提供全新的價值體系,更應為人類實現科技時代的文明躍遷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黎德揚認為,科學與哲學的結盟是科學與哲學自身的內在需要和生長的必要環節。
不少學者對前沿科技有關問題的哲學和倫理學研究,逐漸秉持更務實的態度,為有關各方提供了更切實的學術供給。而且,在科學技術哲學發揮其應有社會價值的過程中,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積極踐行跨學科交流與合作,并碰撞出了一系列具有現實意義的成果。王天恩認為,在信息文明時代,無論思維異化還是思維異化的揚棄及其意義,都得到空前彰顯。李建會認為,在智能技術和生命科學技術研究與應用中,會因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或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而導致倫理難題。
科技向善,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李倫等人提出,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新興技術在造福人類社會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倫理風險。如何有效解決科技倫理問題,防范科技倫理風險,保障科技創新健康發展,已成為科技倫理治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和熱點問題。科技倫理治理法制化對于克服科技領域存在的倫理問題、促進我國科技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人工智能、人類增強、數字化等領域的有關問題,依然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孫偉平認為,我們要建構一種新型的人機協作、人機和諧的倫理新秩序。楊慶峰認為,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必須防止對人工智能的過度想象,防止人工智能神話的出現。肖峰認為,在腦機接口帶來的身體革命效應中,需要處理好治療與增強的關系,在追求更滿意的身體與避免身體改造的風險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王國豫和梅宏認為,塑造數字化世界的倫理秩序,需要提升數字化時代公眾的數字化素養和能力。
此外,在過去的一年中,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中很多經典問題的研究都在穩步推進,涌現出大量成果。不僅腦與認知科學、生命科學技術、量子計算與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為學界所關注;同時,學界在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知識論、科學方法論、科學傳播、科學文化、科技政策等領域,也產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
未來可期的中國倫理學
中國倫理學研究不僅持續關注生態倫理、科技倫理等領域各情境的發生與發展,更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倫理研究、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中國倫理學的理論和表述比之過往已呈現出更為強烈的現實關切和更為深刻的認知愿景。
首先,政黨倫理研究凸顯中國共產黨的倫理思想與倫理智慧。劉武根認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高度重視政治倫理建設,緊緊圍繞執掌國家權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這一政治倫理建設的主題主線。戴木才、彭隆輝認為,黨群關系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首要政治倫理關系,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執政的根本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即黨群關系問題。晏輝提出,構建能治與善治的政治倫理基礎正是將好的國家治理從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根本道路。
其次,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注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反思與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基礎上,闡釋與構建新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體系。付長珍認為,倫理學學說經歷了從“新道德論”到“道德革命說”和“道德科學說”,再到“社會主義新道德體系說”的理論轉型。馮契的“智慧說”理論體系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知識體系的重建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
再次,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學研究,注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學闡釋與倫理實踐路徑,探討何以為全人類的和諧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劉利樂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遵循合作共贏、民主共商、權責共擔、和平共生四個倫理原則。袁航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和世界歷史的重要一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現使共同體的倫理關懷由抽象的個人轉向全人類,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構提供了啟發性方案。余達淮、伍麗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在世界歷史的前進過程中逐漸取代狹隘的民族和區域意識,成為實現人的和諧、自由、整體性發展的真正共同體。
此外,生態倫理注重綠色發展、“兩山”理論、碳達峰碳中和等重大現實問題的倫理學基礎與倫理治理路徑的研究,思考國家生態文明戰略何以向縱深推進。教育倫理方向注重立德樹人與師德師風建設的倫理學基礎與實踐路徑等問題的研究,意在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和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反思與展望
回顧2021年哲學學科的研究,雖然之于更廣大意義上的時代性對話而言,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和表述尚未凸顯出擲地有聲、具有引領性的思想力量,然而比之過往已呈現出更為強烈的認知渴望和更為深刻的發展愿景。思想傳承與理論創造是一場比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的長期過程。從方法論上看,中國哲學界要準確認識思想既有多樣性又有統一性的重要特征,加強“大歷史觀”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性與原創性、統一性與融合性研究,塑造整體的、統一的中國思想觀。這是中國當代哲學參與國際學術競爭的重要基礎。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其一,如何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進一步學理化、系統化,為中國全面邁向現代化進程提供“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是哲學界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其二,準確把握和科學回答時代問題,準確把握和科學回答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哲學真正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唯一途徑。其三,對哲學基本概念、基本范疇、基本命題的再反思,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環節。其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將成為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在“中國與世界”的語境下思考中國思想,將為我國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提供助力。其五,在國家重大戰略與社會重大需求的哲學研究方面,應在實踐交叉學科研究的基礎上,借由知識體系與認知進路的延展而進行理論創新,從而構建真正意義上兼具中國特色與普遍性價值的中國哲學體系。
總而言之,在新的一年,我國哲學研究應立足當下的中國與世界,立足學科發展前沿,在提出和回答時代問題的同時,進行更具創見性以及全球視野的自我更新,從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學理支撐,進一步彰顯學術中國、理論中國、思想中國的偉大力量。（執筆：伍哲,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哲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