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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是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是繼孔、老之后中國最著名的思想家。朱熹融合儒、釋、道三教，并加以時代的改造和創新，集宋代新儒學之大成，對中國后期封建社會和東亞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民族文化主體精神，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精神，勤政愛民、經世致用精神，堅守圣人之道、崇尚真理的精神，哲學創新精神，中道和諧精神，綜羅百代的兼容心態和開放精神，科學求實精神，求知探索精神，從事書院教育的自由講學和獨立議政精神，不計功名利祿、講求倫理道德修養和道德自律精神，重感物道情、情理結合和文道合一的精神等方面，集中體現了朱子學的精華。朱熹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政治、經濟、倫理、教育、科舉、文學、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獻學、文字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而，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同時，他的思想流傳海外，對東方各國幾乎帶有普遍性的意義，在東亞、歐美及華人文化圈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就朱熹思想中的求實求理精神，重視經世致用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兼容并包思想，道統思想，“心統性情”說，知行關系的重行說作一闡述，以探討朱熹思想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朱熹求實求理精神、重視經世致用思想的當代價值

朱熹求實求理精神，重視經世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在對佛老和舊漢學的批判、揚棄中，提出了求實、求理的實學和經世致用思想，以理為實，主張于實處求理，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強調講實學、求實理、致實用，以回應外來文化、宗教思想及理論形態轉型的挑戰，針砭社會時弊，為解決社會重大問題、重建社會價值體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從而把儒家思想實理化、把儒家經學實學化，完成了理論形態的轉型和理性主義的文化超越，不僅創新發展了儒家學說，而且把儒學治國平天下理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朱熹等理學家聯系社會發展實際提出的經世致用思想，即是理學精神的集中體現，值得認真探討并發掘其現代價值，而不應把理學在后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流弊過分夸大，將理學片面地視為脫離實際的空談心性之學。

朱熹反復強調：“釋氏虛，吾儒實。”批評：“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 說‘無’，卻不知道莫實于理。”以理力實，提倡實理，反對佛老的“空”、“無”。認為佛教不明理之本體，于大本處未立，故把批佛的重點放在批判佛教的“空”論上。“空”論是佛教哲學的基本理論之一，佛教各派普遍使用“空”這一基本范疇。雖然各派對“空”的解釋有所不同，但“空”的涵義基本是指事物的虛幻不實，或指理體之空寂明凈，認為世界一切現象皆是因緣和合而生，剎那生滅，沒有質的規定性和獨立實體，假有而不實，即為“空”。就佛教大多數流派把整個世界看成是“空”、虛幻不實而言，可以說屬于“空”派，朱熹深知“空”論在佛教理論中的重要性，故通過批“空”來求實、求理。他說：

  佛以空為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span>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個空，而不知有個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

可見，佛教把一切都歸于空寂，所以是以空寂為本，其言性、言理，俱為之“空”，為之“無”，而與儒學的“實”、“有”不同。正因為儒學講“實”，以理為實，以性為實，故與佛教的空寂之說不同。

由此，朱熹指出，盡管佛教的“空”論把宇宙萬有幻化為虛無，抹煞事物存在的客觀性，但事實上萬物存在的客觀實在性是抹煞不了的。他說：

  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

  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吃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掛著一條絲。

批評佛教以天地為幻妄，以地、水、火、風之“四大”所造成的一切事物為“假合”的理論，而強調萬物的實有，吃飯穿衣均是實有而不得歸于空無。

以上表明，朱熹在對佛老空、無思想的批判中，提出了求實、求理的思想。并在批判中加以揚棄，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學形式，如借鑒華嚴宗的理本論形式和理事說，吸取佛教的“月印萬川”說，借此說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借鑒佛教的心性論，又吸取道家、道教的道本論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為建構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服務。朱熹在對佛老的批判中又加以吸取，在揚棄中加以創新，從而超越盛行一時的佛老之說，確立了以儒為本，融合三教的新儒學，即理學思想體系。以其求實、求理的時代精神開創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亦是對儒家重社會人事、輕天命鬼神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與求實、求理的思想相聯系，朱熹重視民生，提倡經世致用。為了實現社會治理、保障民生，朱熹力陳復井田、行經界的理由和重要性。他說：

  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

指出豪強占田無數，而普通農民則產去稅存，又遭受地租的剝削，故生活貧困痛苦，狼狽不堪。如此州縣亦收不到應得之入，只好采取多種手法，取其不該取的錢財，以維持日常所需。這樣，上下不法，又把負擔轉嫁給農民，使得窮人益窮，令人不堪忍受。朱熹到官后，親眼目睹了這一弊端，決心實行經界以救其弊。

朱熹不僅提出復井田、行經界的思想，而且還力圖將此加以施行。他上《條奏經界狀》，奏請在漳州行經界法。他同時并令邑人清丈土地，核實田畝，積極條劃經界；又將實行經界這件事曉諭漳州人戶，告知施行經界之法的目的、宗旨和要求及利害關系等，認為“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通過行經界為百姓謀福利。朱熹還強調農業生產是滿足民眾吃飯穿衣基本生存需求的首要之舉，而衣食足則是實行道德教化的基礎，以達到共同富裕。他說：

  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谷，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毎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于富庶仁壽之域。

指出“務農重谷”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州縣守皆應以勸農為其基本職責。其宗旨是通過父老勸喻子弟勉力農耕，實現豐衣足食，然后施之以教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朱熹在這里提出“以共趨于富庶仁壽之域”，強調的是共富，而不是少數人的為富不仁，這一思想對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朱熹不僅重視農耕，主張通過勉力務農實現共同富裕，而且把食作為民生之本，把農作為足食之本，并將此上升到“理”的高度。他說：“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既然是自然之理，就只能重視民生之本和農業生產，而不能違背。凡不肯及時用力以治農事者，將難以滿足百姓吃飯穿衣的基本生活需求?？梢?，朱熹對民生和農業生產的重視。朱熹重視民生和農業生產，主張在實踐中加以落實施行，這正是理學家經世致用思想的表現。這對當代社會重視民生、經世致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而值得借鑒。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題，以此來概括一理與萬物、一理與萬理的關系。所謂理一分殊，即指天理只有一個，而天理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通過分殊之萬物表現出來?？梢姡叭f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镂锔骶叽死?，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指出理是原、是本、是體，萬物是末、是用、是發見。理既是宇宙的本體而主宰萬物，又是宇宙的本原而派生萬物。所謂理是本體，“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天下萬物都是理的顯現和作用。所謂理是本原，即理派生物。他說：“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個個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個理。”理產生物是一個生生不已的過程，每件物都由理派生，但物物之理不是分割的、欠缺的理，而是完整的、渾淪的理。朱熹天理論的理是本體論與生成論統一的范疇。

朱熹的“理一分殊”說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正如韓國建國大學哲學系鄭相峰教授所指出：“至今數碼技術改變了全球的信息結構，以便于磨掉全世界人之間的時空的距離。因此我們容易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習俗、倫理規范、宗教信仰等等。于是自然會發現到了全球世界各地彼此之間有文化上的差異、規范上的差異、宗教上的差異。所謂‘差異’，是指兩者之間有所不同，然不加任何主觀性的評價給它。同時我們意識到人人皆有所以為人的存在價值。身為存在者的每一個人存在于天地之間，生來具有天賦的權利。在各種人際關系上須是要互相同等對待，不應該受到任何上下優劣的等級區別。不管皮膚色不同、國家民族不同、語言文化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經濟狀況不同，‘差等’或‘差別’則在此世界上應當消失掉。同等對待涵蓋互相尊重。人與人之間的相愛亦是從此開始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質與個性。雖才質與個性不同，但人人有權利受到同等對待。在此我認為我們應該給‘理一分殊’的倫理學層次上的涵義予以現代性價值意義。”對朱熹的“理一分殊”說，可作這樣的理解，全體人類是由各個不同膚色，不同國家民族，不同語言文化、教育背景，不同經濟狀況的個人組成的，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和才質，但人人（每個個人）都有受到同等對待的權利，得到同等的對待，這就是“理一”；“分殊”就是具有不同文化、文明背景的在各方面存在著差異的不同的個人。“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世界的進步與發展，不能離開不同文明的各個國家民族、每一個個人的發展與進步。由此把每個個人的發展與整個人類的發展結合起來，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體現了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當代價值。

朱熹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主張容納各家各派的思想，這主要指吸取外來佛教文化及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先前思想之長。在批評與出世思想緊密聯系的佛教哲學的“空”論、心本論、只內不外等思想的過程中，朱熹又一定程度地吸取借鑒了佛教的理事說、心性論、“賓主說”、修養論等思想。朱熹對道教包括道家的批評主要表現在，批評道教及道家厭世避禍，崇尚空寂以保全其身的思想，并批評其神仙思想和長生不死說。朱熹對道教的吸取主要表現在，借鑒道教之圖，以闡發自己的易學及太極說；又考釋道書，探討道教修煉之術，以修養身心，并吸取道教的宇宙生成論等。此外，朱熹作為經學中宋學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遍注群經，既以闡發義理為治經之目的，這是他超出漢唐經學之處；又重訓詁考據，對諸經詳加訓釋，這是他對漢學的吸取，亦是他對宋學流弊的修正。由此朱熹對傳統經學作了全面總結，一方面通過總結二程的“四書”學，以“四書”義理之學取代“六經”訓詁之學在經學發展史上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廢棄訓詁考據之學，強調“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從而對漢、宋學都加以總結吸取，既以宋學為主，又超越漢、宋學之對立，由此發展了傳統經學，并對后世的新漢學產生重要影響。不僅如此，朱熹易學既重本義，重象數，又以義理為指導，把義理、卜筮、象數、圖書相結合，從而總結發展了傳統易學，體現了他融貫象數與義理的精神。

朱熹兼容并包、容納各家的思想，對于當代社會包容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構建和諧世界，具有重要意義。挖掘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華文明與中國價值的世界意義，將其作為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新貢獻。

世界文化由多元構成，這是歷史形成又延續至今的客觀現實。每一種文明、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本國生存和發展的歷史中產生，并為本國、本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各自的貢獻，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各文明、文化既有相互差異的一面，又有相互融合、相互溝通的一面，同時保持自身的特色，由此推動了世界文明的不斷發展。世界文明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應相互尊重，擴大文明的共識，而不應以自己的文明和價值觀強加于人。借鑒朱熹兼容并包、容納各家的思想，有助于化解世界文明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妥善解決文明之間的沖突矛盾，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從而維護世界和平。朱熹兼容并包、多元開放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哲學所具有的包容性、開放性的特征，發揮其當代價值，吸取諸家學術之長而發展中國學術文化，與其他地域文明、文化交流互動、交相輝映，對發展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世界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朱熹是中國道統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道統思想是其整個學術思想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繼承二程，推崇周敦頤，梳理確立道學的傳授系統；提出“十六字心傳”，以心法的傳授體現道統觀；甚重“道統”二字，推廣道的傳授統緒，從而完善了道統思想體系。朱熹建構精致的道的哲學，以道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體用的思想，提高了道統之道的哲學思辨水平，這也是對道統論的發展。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集注“四書”，以“四書”學發明道統，認為“四書”重于“六經”，并排列“四書”之次第，從而集道統論之大成。朱熹與陳亮之間展開的關于道統的爭論，既集中反映了理學道統論的特點和主旨所在，同時也表明在朱熹集道統思想之大成的同時，已有與之對應的思想存在，并對其提出批評。中華道統思想正是在這種相反相成的批評辯難中不斷發展和演變的。深入探討朱熹的道統思想，及其道統與道學的相互關系，對于認識理學道統論的形成和確立及其時代特征，以及在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朱熹的道統思想以仁義之道作為其理論的根基，這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道統思想以中道為重要內涵，這體現了中國文化不偏頗的中道和諧精神，以及持中通變的精神；道統思想重內圣心性之學，講超越時代的心傳說，這有利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道統講修齊治平之道，重視由內圣而達于外王，體現了注重實踐和社會治理的道在日用中的經世精神；道統以道為核心、為最高價值和權威，堅持從道不從君的原則，有利于激勵今天的人們堅持道義，為真理而奮斗和獻身；道統思想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體現了包融涵蓋的海納百川精神，有助于吸收外來文化的先進成分以發展中國文化，而故步自封，自限于中土，則不利于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發展；道統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創新，以解決社會與文化發展的重大問題，體現了其崇尚文明進步的日新精神，由此推動了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持續發展，至現代又與現代文化接軌，體現了道統思想的時代意義，這有助于人們在批判地繼承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其有價值的思想，為建構新時代的中國文化服務；道統思想中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對于推行仁義王道，反對霸道政治和霸權主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也應在新時代得到傳承和創新發展。

朱熹集大成的道統思想為歷代先賢志士所重視，能夠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生生不息，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流傳海外，它的形成、發展演變與傳承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塑造做出了重要貢獻。

孫中山先生對中國道統思想十分重視，1922年，他在廣西桂林回答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提問“先生革命之基礎為何”時指出：“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北砻鲗O中山受到了道統思想的影響，以繼承發揚中華道統為己任。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經濟，建設偉大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目前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F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用中華優秀文化和精神力量去影響和改變世界，構建美好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崛起，而且包括文化的崛起，加強與中國大國地位相應的文化建設是十分必要的。當今時代，深入挖掘和闡發道統思想中所包含的仁義之道、中庸和諧思想，發揚講仁愛、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之優秀文化傳統中的時代價值，發揚中華道統思想中有益于社會文化建設的成分，這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道統中影響深遠的儒家傳統價值如中道、和諧精神，重視人的價值的仁愛民本之道，“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以及提倡人心向善的“率性之謂道”，仁義禮智信“五?！敝?，修齊治平之道，道在日用中的經世致用之道，以及道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之道等人文精神，亦是文明對話和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這些道統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理應整理發揚，成為重要價值，而對現代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值得關注的是，道統思想與現代思想文化的結合，是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使其走進新的社會和文化境界的重要途徑。

正如杜維明先生所指出：“我們已邁進一個新的軸心時代。西化和現代化理論所預設的以啟蒙精神為主的歐美文明被奉為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典范已受到了質疑?！F代化可以擁有不同的文化形式。”這與不同的文化形式相關，亦有不同的發展道路，應發揚我中華道統文化幾千年來所講求之“中道”的理念，以區別和超越西方進化論所主張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之叢林野獸法則和世界霸權。挖掘中華文明與中國價值的世界意義，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探尋人類共同價值體系，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在文化傳承與道統研究問題上，應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之間的關系，客觀科學地理解和評價道統思想，探討其對社會的發展和文明進步所具有的意義，并客觀指出其流弊，從而揚棄傳統，繼承和創新其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提供思想文化的資源和借鑒。

我們探討朱熹道統思想的當代價值，應在吸取以往海內外包括港臺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力求理論創新，不負時代賦予的責任，以客觀立場研究中國道統思想，鉤沉索隱，探索未知。其特點和新意在：深入系統完整地勾勒和再現中國道統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明確界定中國道統的內涵；剖析道統思想的理論構成，并揭示道統思想的基本特征；評價和反思中國道統思想的價值與流弊。為增強文化自信，建設人們的精神家園，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加強中西文明、文化的交流與對話，不斷增強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提供借鑒和思想資源，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由此體現出朱熹道統思想的當代價值和社會意義。

需要指出，朱熹集大成的道統思想中有價值的思想與科學、民主、法制等現代文化的內涵沒有根本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時代的差距，雙方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應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而不應互相排斥和互相脫節。通過中西文化的交流，使中國文化在揚棄傳統的過程中走向現代并不斷發展；同時克服其流弊，加強中外文化的交流與溝通。包括朱熹道統思想在內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時代的產物，就必須適應社會歷史不斷發展的客觀需要，并從中華道統思想中發掘人類的普遍價值，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增添新的內涵。

朱熹理學心性論研究的對象和回答的問題主要是人的主體思維與道德理性的關系問題，其中涉及到由性而發的情感和情欲問題，以及心、性、情三者的關系問題，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確立了宋代新儒學道德理性的主導地位，使儒家倫理有了本體論的哲學依據，發展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思維，使主體意識進一步強化。由此，心性論作為朱熹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天理論、道統論、格物致知論等共同構成其理學的基本理論體系，歷經演變和發展，在思想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心統性情”的思想是朱熹心性之學的綱領和核心。朱熹以其心論、性論及性情關系說為基礎，總結和吸取前人的思維成果，與同時代的著名學者張栻等相互交流，創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心統性情”說，對心性理論和心與性情的關系作了深入的論述，提出了精辟而系統的見解。

所謂“心統性情”，要而言之，就是強調以理性控制感性，主張以人的理智之心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以義理之心統率性情和萬物，從而實現內在的自我超越，達到修養性情以符合社會規范的目的。這對中華社會倫理產生深遠影響，使道德理性終究能夠主導感性欲望，超越感性直觀，使整個社會在一個有序的、理性世界的指導下正常運轉，避免因感性欲望的過度泛濫而造成社會生活失序。這加強了中華民族重理性，重內在自覺，節制感性欲望的自律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擾和感性的影響（亦不離感性），形成了與西方民族不同的特點。在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既要充分、合理地滿足人們的物質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更應把理性置于優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把理性、理智與人的本能，包括欲望有機地結合起來，要求人們不斷地超越自己，做一個道德高尚和人格完善的人。這正是一個民族延續和發展的基本準則。

朱熹通過與張栻的“中和之辯”，盡管亦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但通過兩大理學家的辯論，受張栻思想的影響，兩人最終認識到應把存養與察識結合起來。所謂存養，指平時的道德修養工夫，朱熹認為這是保持善性的根本。另一方面，當心為已發，性表現為情時，亦要以心來主宰情，使情符合性善的原則。他說：“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此時的心主宰情是指主于省察，即察識其心。他說：“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所謂省察，指遇事時察識其心以按道德原則辦事，使情不離性善的軌道。朱熹主張把未發已發、存養與省察結合起來，即通過心的主宰，把性與情統一起來。他說：“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強調心主宰性情兩端，把平時的道德修養與遇事按道德原則辦事互相溝通，使之均不離心的統御和把握。

張栻在放棄胡宏性體心用之說的基礎上，先于朱熹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這對朱熹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辯論中，雙方都修正了胡宏“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先察識后涵養的思想，最后認識到察識與涵養可以相兼并進，交相助，強調平時的道德修養與臨事按道德原則辦事是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這對于理學心性修養論的豐富與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張朱“中和之辯”促進了宋代理學思潮中閩學與湖湘學的交流和發展，開創了自由講學和不同學術觀點互相詰難又互相促進的一代新風。在張朱“中和之辯”后，理學大大地發展起來并走向成熟。后來，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論學方法之爭、朱熹與陳亮的“王霸義利之辯”陸續展開，而張栻與朱熹的“中和之辯”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這對于推動當時文化、教育以及理學自身的發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并對加強當代社會倫理道德建設，把平時的道德修養與遇事按道德原則辦事有機結合起來，形成良風美俗，無疑具有啟示意義和重要的當代價值。

朱熹格物致知的認識論，除重點講“格物只是窮理”，“致知便在格物中”，以說明格物是為了窮理，通過即物窮理來致吾知外，還強調窮理致知的目的是為了力行，將天理的原則貫徹落實到踐行中去。他說：“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薄肮适ベt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彼^即物窮理屬于致吾知的工夫，得到了知，還須力行，由此朱熹展開了關于知行問題的論述。朱熹關于知行關系的重行說在中國哲學史的認識論尤其是知行觀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對以往知行學說的發展。

在知行關系上，朱熹既強調知先行后，又強調先知其理的目的在于力行，故以行為重，知為輕，要求“為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把知落實到行上。他說：“致知力行，其先后，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彪m然知先行后，但行比知卻更為重要。并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敝匾曅?，強調把知貫徹于行。朱熹的認識論，其認識過程是由格物窮理到致知，由博而反約，以豁然貫通，認識天理；但掌握了對理的認識，還必須貫徹到躬行踐履中去，否則致知的目的就沒有達到，故力行的重要性勝于致知。

朱熹的知行關系說作為其格物致知論的一部分，主要強調要把格物致知得到的認識貫徹到力行中去，在力行其知的過程中，知行相互促進，從而得到真知，使認識深化發展。也就是說，僅即物窮理致其知尚不全面，知行的結合，既是以行來檢驗知的真知與否，又是以行來促進知的不斷發展，朱熹重行的知行觀是其認識論的特點，亦是對程頤格物致知論的豐富和發展。

朱熹的重行思想體現在各個方面，如重農務谷、賑災濟民，重視道德實踐，將所學之忠孝仁義原則貫徹到灑掃應對進退的日常生活中，貫徹愛國主義于治國理政的社會實踐中等等。這種重行的思想在當代尤其具有重要的價值而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鑒吸取。

綜上所述，朱熹思想中的求實求理精神、重視經世致用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兼容并包思想，道統思想，“心統性情”說，知行關系的重行說等，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其中所體現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和本質特征，至今仍然對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及其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力和滲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