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來，迄止近代，從廟堂到江湖，儒學以朱子學一統天下。儒學流派眾多，何以是朱子學？從宋元變革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中考察，以下嘗試給出簡單的回答。
從地域而言，朱子學是江南儒學的主干。承繼這樣的客觀現實，宋元易代之后，沒有遭受戰爭重創的江南，朱子學更為發展，成為影響統一后全國的學問集散地。特別是元朝后來恢復的科舉考試規定以《四書》為主要內容，以朱熹的集注為唯一標準，則更使道學的官學地位確固難移。
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學為中核的道學已經確立了官學的正統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從祀孔廟，朝廷正式規定《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官學和科舉的教材。王朝鼎革只是作為歷史演進的自然段，并不反映時代變革的邏輯關系。政策的延續性，則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國同一性。歷史的結果往往由合力構成。以朱子學為主的江南儒學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據官學的正統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學自身的因素。產生年代久遠的六經或佶屈聱牙，或歧義叢生，還存在斷編殘簡，又真偽難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學家在重新詮釋六經的基礎上，將六經的衍生物《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特別抽出，確立了“四書學”。這四部經典既保留有六經原旨，又有時代發展，最重要的是四書通俗易懂，容易為各種文化層次的人接受。對于六經與四書的關系，元人胡炳文有個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并且說：“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這句話也是強調朱熹對四書的提倡與闡發。四書學的確立與推廣，讓儒學走出了原始經學狹小的象牙塔，使經學走向理學，二者結合，為儒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空間。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遺傳。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習舉業的士人都把朱子學作為通往仕途的敲門磚，來加以研習。宋理宗朝的許月卿就指出過這樣的現象：“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捷徑。”從這條捷徑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們，又成為后來士人所效法的榜樣。實惠的利益驅動，首先讓朱子學在產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層獲得了廣泛接受。而這樣的接受必然會像水波漫延，影響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同時為了對應大量的需求，一貫以刊刻科舉時文牟利的民間書坊也刊刻了大量朱子學的著作，這在客觀上也擴大了朱子學的影響。
三是出于朱子學目光向下的通俗普及。以朱子學為主的江南儒學，一反艱深煩瑣的經學注疏傳統，以通俗易懂的言傳身教來普及教化。朱熹主張下學上達，學由漸進，當時陸九淵認為朱熹一派的做法支離破碎，主張“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于高明光大”，但朱熹則“每不然之。以為江西之學近乎禪”，其實朱陸異同僅僅在于尋求真理的路徑有別。朱熹的主張針對資質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陸九淵則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聰明人。所以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只字，茍合時好，則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郁而不彰”。入學取徑的差異，讓后來很多學者由陸學轉向了朱學。錢穆先生指出，“朱子在經學中，于禮特所重視”。在具體操作上，比如對鄉飲酒禮，朱熹也做了簡化的改革。錢穆先生又說：“朱子治禮，則以社會風教實際應用為主。”當然，雖說當時道學顯現出的表象為由陸轉朱，其實并不是對陸學的簡單放棄，而是二者融合。按南宋后期劉辰翁的話說，就是“貫徹朱陸”。
四是朱子學整合諸學說的結果。南宋各學派學說之間并非處于涇渭分明的狀態，而是通過交往論辯而互相吸收。其中強勢的朱子學則整合了諸如湖湘性學、陸九淵心學以及浙東事功之學等各種學說的一些因素，最終成為主流，從而在元代定于一尊。
回溯道學的發展史，各個學派當初的確是壁壘森嚴，井河難犯。正如《宋元學案》所言，“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這種狀況首先由陳亮開始大聲疾呼扭轉，逐漸走向趨同。道學諸學派間的融合貫通，不僅體現在學問的內容上，還反映在學者的師從上。比如被《宋元學案》列入“東萊門人”的鞏豐，就是“學呂氏者也，然亦及學朱氏”。而另一個學者孫應時的師承，則為陸九淵、朱熹、呂祖謙。一個人連起了幾個學派，也是折射道學流派非斥而兼容的典型案例。
在朱子學的基礎之上，元儒有著繼往開來的使命感，有針對性地對道學進行了補充和弘揚。比如與朱熹同里的熊禾就認識到具有開創之功的朱熹還有許多學術事業尚未來得及做：“謂朱子平生精力，惟在《易》與《四書》兩部，《詩》僅完稿，《尚書》開端而未及竟，三《禮》雖有《通解》，缺略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制》二編，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矣”。使命感使然，熊禾“因于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裒眾說以疏之。剖析異同，多擴先儒所未發”。由此一例，我們可以概見道學在元代的發展與充實。
過去，伴隨著政治中心之所在，儒學的中心也根植于中原。然而，北宋的靖康之變，讓政治中心南下，與經濟重心合一，共同鑄成了文化中心。而江南的文化中心，在元代全國統一的格局之下，向全國彌散，江南成為新的文化源頭。其中以朱子學為主的江南儒學也乘文化彌散的大潮終于一統天下。而在這一現實所奠定的基礎之上，此后明清時代的承續建構，又讓江南儒學增添了新的內容，以朱子學為代表的江南儒學，承載著文化的中國，屹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作者：王瑞來，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